（暂译）

　　尊敬的吉福德市长以及在座的各位来宾，今日，承蒙市长的盛情，使我有幸立于伦敦市政厅，我感到不胜荣耀。

　　从前，在日本有一位名叫高桥是清的财政家。那是恰逢面临俄罗斯帝国的军事威胁，日本奋起抗争的年代。
　　无论如何，都必须使伦敦的银行集团接受日本政府的国债。为此，高桥只身一人，访问了此座伦敦金融城。
　　当时，何人向他施以了援助之手？此人便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伦敦分行行长埃云•卡梅伦爵士，即戴维•卡梅伦首相的高祖父。　
　　高桥曾于1920年代任职日本首相及大藏大臣（日本财务大臣），见证了日本民主之花的盛开。1925年，日本确立了男子普通选举制度。此举仅落后了英国7年。
　　然而，高桥得以将其才能尽数发挥之时，却是在大萧条席卷了全世界的1930年代。当时他所实行的，是典型的凯恩斯政策。
　　早在约翰•梅纳德•凯恩斯发表了《通论》的5年前，即1931年，高桥先于凯恩斯推出政策，在全世界率先将日本从严重的通货紧缩中成功地拯救了出来。高桥才是给予我莫大鼓励的先人。

　　所谓通货紧缩，以比喻言之，就好似处于一种体温逐渐下降的状态。如果对其置之不理，消费者便会逐渐丧失购买欲。因为相比今年，如果明年的物价将会有所下跌，则最明智的做法便是储蓄现金。
　　恐怕高桥面临的就是类似的情况。1931年，就在高桥重任大藏大臣（日本财务大臣）一职的当天，他停止了黄金的出口。“在其当天”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因为对于早已根深蒂固的通货紧缩心理，如不将其一举扫清，则将永无走出其阴霾之日。
　　我正是做了这种尝试。我认为，欲使人们的期待朝积极方向转变，则应一气呵成地出台所有政策。
　　由于缺乏了强烈的政治意愿，所以未能克服通货紧缩。而我所带入的，就是这一点。今天，我恳请大家谨记而归的，亦仅此一点而已。我的经济政策，就是我政治意愿的写照。
　　这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吗？
　　毋庸置疑，当然是为了日本的利益。然而，对于世界而言，一个增长的日本，并非奢侈品，而是必需品。
　　日本这个国家，其领土比德国与英国相加之后还要广阔。试问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负增长会如何？这才是真正以邻为壑的做法。
　　日本有责任培育一个恪守规则，保持和平及稳定的世界秩序。我认为，这样的国家一旦蜷缩不振，其本身就已是一种罪过。

　　日本的经济，已经步入了恢复的轨道。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，按年率计算，为4.1%。如果日本的经济在1年内增长了4.1％，其效果就相当于新增了一个规模超越以色列的国家。
　　去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负3.6%。变化的绝对值为正方向7.7个百分点。
　　凭借我所射出的第一枝箭、大胆的金融政策以及第二枝箭、灵活的财政政策，日本的氛围的确大有改观。
　　然而至关重要的，当属第三枝箭——增长战略。
　　我将增长战略的核心理念寄托于挑战、开放、创新这三个词之中。而就其要点展开阐述之前，我想恳请各位理解，对于日本而言，如果效仿已故玛格丽特•撒切尔夫人的话，那么这便是“TINA”，即别无选择（There is no alternative）。
　　究其原因，日本必须同时解决第一、摆脱通货紧缩，第二、提高劳动生产率，第三、维护财政规律这三个问题所形成的三角构造式课题，而增长就是其必要条件。

　　如何谋求增长呢？就是要开放国门，开放日本的市场。这是我成为政治家以来一贯坚持的哲学。
　　7年前就任总理之际，为了促使日本与东盟（ASEAN，东南亚国家联盟）缔结经济合作协定（EPA），我下达指示加速了谈判的进程。

　　而此番重新就人任总理后最初的课题，便是究竟是否应当加入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（TPP）以及同欧盟（EU）签署经济合作协定（EPA）。
　　就连对自由民主党表示支持的众人之中，也存在着反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（TPP）的声音。对此我竭力说服一众，并在此基础上果断地决定了参与谈判。
　　我所追求的日本，是面向世界无限扩展，与世界开放接轨的日本。
　　日本复兴所需要的，是一剂能使陈旧的日本焕然一新，新生的日本更加强盛的催化剂。而对日直接投资，则被寄予了这一厚望。
　　截至2020年，我将使外国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余额扩大至现在的2倍，达到35万亿日元。如果按最近的汇率换算，其规模将超过3700亿美元。
　　下面，请允许我介绍一例。一个能够掀起无限创新的庞大市场，正在日本初现端倪。它就是电力市场。

　　袭击了福岛县的悲剧尚未终止。一想到灾民的艰辛，我便感到寝食难安。
　　然而，如果要改革电力市场，就必须把最大的危机转化为机遇。在我心中，这一念头逐渐地强烈。
　　提高核能发电的安全性，持续为核不扩散机制贡献力量。领跑于世界先列的日本，今后不会选择撤退的道路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感到日本肩负着使命，必须为能源技术带来突破。也正是日本才应当承担起将全世界所有能源技术相融合的重任。这不正是引领“福岛”通往未来的道路吗？这就是我的想法。
　　日本的太阳能电力市场，将于明年再次夺回世界第一的规模。风力、波力能、生物质能、氢能源以及燃料电池。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机会。
　　欧洲历时20多载，将电力市场的自由化、开放、发电与输电系统的分离以及电力市场的协作与整合事业开展至今。对于这一历史，我们广为鉴之。
　　而日本也于不久之前，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市场垄断画上了句点，决心推进电力市场的自由化以及输配电的分离。
　　此举必将引发广泛的创新。应当会出现强烈吸引国际直接投资（FDI）的巨大机遇。

　　引进外资，积极纳入具备丰富知识及经验的人才，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怎样的日本呢？
　　正如我刚才围绕电力所阐明的那样，是要建设一个果断承担风险，并在新领域中掀起创新的，勇于挑战的日本。
　　要实现的目标，举例言之，就是要使创业率堪比美国及英国水平。
　　今秋，我将大幅更改税收制度。将税收作为一种激励因素，促进企业的事业重组。
　　为了使那些承担风险进行设备投资的企业能够获得激励，我还将实行投资减税制度。力求在3年内，将国内民间投资额恢复至雷曼危机以前的70万亿日元水平，即达到7千亿美元以上。
　　市长先生，由于您自华宝银行（SG WARBURG）开始了职业生涯，因此，对于1980年代初期，伦敦金融城的英国商人银行（Merchant Bank），在东京设立分行的时代，应当记忆犹新吧。
　　我希望使更胜当时的繁荣景象，再次遍布日本的每个角落。因此，恳请各位鼓舞年轻人“出发去日本吧”。
　　这是因为，我打算在国家战略特区这个由总理直接负责的场所中，谋求规制的彻底消除，打造一个汇集世界各地资本及智慧的平台。
　　我要营造一个能够媲美伦敦及纽约等城市的国际商业环境。并希望创建一个云集世界各地技术、人才及资金的城市。我是这么考虑的。
　　为了能让一流的外国医生来到日本工作，我将重新评估现有制度，并使其子女所就读的国际学校能够更加容易地创办。我还将更改建筑规制，使人口重新回到城市中心。我言出必行。
　　从世界各地引进人才、物资及资金，以此作为增长的源泉进一步发展壮大。建设这样的一个日本，就是我所要开展的战斗。

　　日本的停滞不前，责任也许在于男士。思想一成不变的男性支配日本商界的时期，太过漫长。相比之下，女性所参与的经营活动，则太过鲜少。
　　我为自己加诸了一项使命，就是要彻底解放女性所具备的潜能。
　　在鼓励她们冲破阻碍晋升的屏障的同时，我决心完善为此所需的相关基础设施。
　　我将消除保育所的待入托名单，并且协助一度离开工作岗位的女性能够多次回归职场。
　　希望推进大学教育改革，也是出自于同一动机。创新是由新人凭借新思想来实现的。对于女性及年轻人所寄予的期待将日渐强烈。
　　我希望至少令10所日本的大学跻身于世界大学排名100强的名单之列。而首先我将在国家参与运营的大学之中，增加1500名外籍教师。
　　要彻底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，把日本的年轻人进一步推向世界。与此同时，也希望能够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招揽至日本。
　　除此之外，高龄化也将带来创新。因为有关高龄化问题走在世界前列的日本，在创造与成熟社会相符的服务、产业及技术方面，处于一个无人可比的优越位置。
　　截至2020年，我将使保健及老年人护理的市场规模，从目前的约420亿美元，扩大至1060亿美元以上。并在同期内，使医药用品、医疗设备以及再生医疗等医疗相关业务的市场规模，从1270亿美元增涨至近1700亿美元。
　　众所周知，已有大量欧洲创新型企业加入了这一市场。
　　这些也都是实现我的“第三枝箭”的重要因素，请各位理解这一点。
　　我希望通过对外开放，创建敢于向风险挑战的社会，并借助女性、年轻人及外国人士的力量打造创新遍地开花的平台，使日本的面貌焕然一新。为了在30年、40年之后，以比喻言之，使日本成为一个能够在温布尔顿的中央球场一决胜负的国家，我想从现在开始改变。

　　从2007年起的5年内，日本丧失了超过5300亿美元的国民总收入（GNI）。相当于整个挪威及波兰级别的国家，从世间消失。
　　必然地，可征税收减少，徒有依靠国债来维持财政。那么应当如何重建财政呢？除了增长，别无选择。
　　必须确保日本的信用，在使经济步入持续增长轨道的同时，必须向世界表明日本的财政规律是坚不可摧的。
　　首先是要实现增长。“安倍经济学”就是为了这一目的。其次，是要实现财政重建。只有如此，有关基础财政收支的目标，才有可能实现。
　　我将使国家与地方财政的基础财政收支总和在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中所占比重，截至2015年度，减至2010年度的一半水平，而截至2020年度则转亏为盈。
　　因此，“安倍经济学”可谓既实现了世界经济与日本经济的双赢，又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财政重建的双赢。
　　更确切地说，除了追求这两个双赢之外，日本别无他选。即TINA（别无选择）。

　　上次我由于身患溃疡性结肠炎这一宿疾，不得已辞去了总理的职务。那是2007年的事情。
　　进入2009年，我得到了一种名为亚沙可（Asacol）的划时代新药。而事实上，同样的药品在欧洲等地早已上市。
　　在日本，新药的认证非常耗时。即便认为如果使用外国研制的划时代新药，也许可以改善症状，日本的医生也不能予以使用。
　　这种现象叫做“药品滞后”。其中，也存在着必须加以改变的根深蒂固的规制。
　　如果亚沙可（Asacol）这种药品在日本上市耗费了更久的时间，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正因如此，我认为，消除药品滞后现象，恢复顽疾患者的人生，并使其丰富起来，既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。
　　并且，恢复日本的国力，使其富裕起来，同样既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。
　　强盛的日本，是能尽责维护及培育世界公共财产的日本。
　　强盛的日本，是为连结从印度洋至太平洋的辽阔海域带来和平、稳定及繁荣的日本。
　　强盛的日本，是减少世界的贫困人口，抗争对儿童及女性人权的践踏，竭力防止疾病及环境趋向恶化的日本。
　　就是为了追求这样的一个日本，我东山再起。手握第二次机会，这种愿望越发地强烈。
　　我的增长战略，绝非单纯由官员们所撰写的一纸杂文。而是由我亲自确认并加以落实的。
　　一直以来，我拼命地努力充实为此所需的大量政治资本，而今后，我仍将继续努力，恳请大家记住这一点。
　　就任总理以来，每月4次的周末之中，1次，我用以视察遭受了海啸侵袭的受灾地区；1次，我用以走访其他地方城市，探索日本的可能性；还有1次，我用以接受媒体采访，听取各方意见；而剩余的1次，我完成了一次外国访问。
　　为了在政治上、经济上推销日本，我自去年12月就任以来的6个月间，已访问了13个国家。
　　结束此次行程回国后，我将不得不立刻为东京都议会议员选举及参议院选举而四处奔走。我希望在这两场选举中，能为自民党带来胜利。这就是我的想法。必须使改革付诸实践，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已为时不多。
　　那么选举结束之后又该如何？我将把今后3年列为集中改革期间，奉献自身所持有的政治力量。
　　我将化身为钻头的利刃，去突破坚如磐石般的日本的规制。如果此番不能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美好、强盛之国，传承于下一代，则我活至今日也无非是马齿徒增。

　　我想起了直至昨日作为八国集团（G8）厄恩湖峰会会场的高尔夫球场。在最后一个球洞，即第18号标准杆（par）3杆，设计者尼克•法尔多（Nick Faldo）的意图显而易见。
　　只要球路稍微偏左，就会直接击中酒店的露台。池塘和界外区域分别位于眼前及右侧。应该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。必须毫不犹豫地瞄准路线，向着中央振臂挥杆。
　　我向参加G8峰会的伙伴们主张，这就好比加诸于世界上所有领袖的考验，其原理如出一辙。只有勇敢、果断的判断以及实际行动，才是克服困境的唯一选择。
　　请大家对日本的将来继续投资。恳请各位与我携手创建一个强盛的日本。我的演讲到此结束。